当地时间2018年10月10日，印尼帕卢，地震和海啸过后当地废墟一片，儿童在临时避难所玩耍。（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

据中国外交部通报，共确认37名中国公民在帕卢海啸中受到影响，其中27人已撤离，10人自愿留在当地继续工作。地震后留在当地的这10名中国人，也是跋涉几千公里越洋谋生的中国人。

生活在帕卢的印尼华人是当地商业市场的主力军，其中大多开着五金店。

李中辉17岁出国谋生，曾在欧洲待了12年。10年前，他在西班牙开的酒吧倒在金融危机中。2017年，他又在帕卢开了这家塑料厂。命运像是和他开玩笑，一年之后，地震来了。

帕卢下起了雨。小雨从10月7日夜里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整座城市屏住了呼吸，无家可归的人四处寻找着遮风挡雨的栖息处，死亡的气息没有被雨水冲淡，反而更让人担心帕卢的危险。

2018年9月28日，一场隐藏在170次左右地震中的7.4级强震袭击印尼帕卢湾，大海啸紧随而至，死亡来了。

相比散落的小雨，余震才是帕卢周而复始的休止符。它总在人们稍稍宽心之时，再次震痛这个城市。人们默默承受这一切。

震后还没通电的夜里，无聊常常催生着睡意。福建人郑碧贞和另外5名中国人，一直睡在自己的松香厂仓库里，开着手机，“不是想看什么，就是想有束光陪着”。虽然晚上9点他们就会躺下休息，但往往一晚上会吓醒几次，不是做了噩梦，就是听到奇怪的声音。

在热带，10月的凌晨高温依然难熬。江西人李中辉和他的弟弟，以及6岁大的孩子住在山上，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守护着自己的塑料工厂里的塑料品和两间未倒塌的仓库。他常常睡不着觉，担心孩子在地震中不见了的人工耳蜗。

据中国外交部2018年10月8日通报，其时，共确认37名中国公民在印尼帕卢海啸中受到影响，其中27人已撤离至安全地带，其余10人自愿留在当地继续工作。

郑碧贞、李中辉和他们的同事，正是地震后留在当地的这10名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也是跋涉几千公里越洋谋生的中国人。

“死亡就在脚边”

“死亡就在我们脚边。”作家川端康成如此形容生与死的关系。但即使身处地震多发的印尼，郑碧贞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异国他乡遭遇“脚边的死亡”。

地震来临那一刻，郑碧贞记得是9月28日下午6时刚过。她正带着两名刚到帕卢的新同事，站在Citraland海滩附近拍摄风景照。

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袭来。不多时，蓝绿色的海面上，几节线段般的白浪突兀地卷起。郑碧贞察觉出了异样，她低声喊了出来：“快跑！”

停顿了一秒，她和同事转身往地势高的地方跑去。由于慌张，他们跑出两三步就摔倒了，磕破了皮，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也正是由于这次摔倒，郑碧贞转过身去看了一眼海滩，十多秒前还在海滩的几个人“消失了”，像被野兽一口吞掉了一般。往日细软的海滩也被巨大的海浪所吞噬。

郑碧贞是幸运的。在距她遥远的帕卢湾南岸塔利斯海滩，数百个年轻人正为一年一度的帕卢诺莫尼魅力节开幕做最后的准备。当海啸冲向这里，打乱了彩排的计划，吞没了海滩上的人。“这本是一场吸引游客的盛事，结果却被海啸毁灭。”郑碧贞难过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地震对印尼人而言太过频繁，以至于可能会让他们放松警戒。海啸发生前，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解除了发布34分钟的海啸预警。不多久后，黑暗降临。

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情形，李中辉的声音仍有些颤抖。当时，他正开车前往市区，路面突然开始摇晃，听到“轰”的一声后，灰烟腾起，部分房屋已经开始倒塌。海啸紧随地震而来，李中辉赶紧驱车远离海湾，躲过了劫难。

李中辉的塑料厂和郑碧贞所在的松香厂都位于帕卢郊区，海啸过后，工厂里一些中国人撤离，一些人选择留下。

工厂仓库门口，中国人往往成了最忙碌的人。周遭的村民常常会向他们围拢，而他们每天也会向灾民发放一定量的食物，甚至会在工厂周边为他们开辟一块简易的空地，供他们歇脚。“不给的话，他们要是来抢会更麻烦。”李中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食物不够了，李中辉就给相熟的当地华人商铺打电话，订购食物和水。相比于灾后前几天商铺大门紧闭，一些印尼人开的小商铺正在恢复营业。各条主要街道的路口，军队成了维持治安最重要的力量。

白天，人口超过33万的帕卢城声音嘈杂，路面残缺的大道上响彻着焦灼不安的喇叭声，以及汽车启动时发动机的低吼声。灾民与志愿者穿梭于废墟瓦砾间，各自寻觅不同的东西。

郑碧贞也会趁着白天，开车到城区甚至另一个城市波索（Poso）购买一些食物。除了必要的下车，她很少走出车内，她害怕看到尸体，更担忧潜在的疫情。

灾难让李中辉和郑碧贞目睹了生活的另一面：饥肠辘辘的灾民抢夺食物，老人和幼童睡在闷热与潮湿的地面上，倒塌的楼房折叠在一起。他们开车行驶在城区，却恍若走进了一个末日般的世界。

“其实我不想出去，尸臭仍在帕卢城内蔓延。”郑碧贞说。她对比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分享了此时的感受：“那次是心痛，这次却是明确地体会到了恐怖。”

华人不多，但是商业主力

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吉隆坡，从吉隆坡到雅加达，从雅加达到马卡萨，再从马卡萨历尽周折，中国志愿者唐时的双脚才算踏在苏拉威西岛西北角城市帕卢的土地上。

唐时之所以交代如此繁琐的过程，除了想说明此地实施救援的困难，更主要的是想把它距离中国的遥远告诉读者。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第一次听说帕卢的名字。它既非巴厘岛、美娜多这样的热门旅游胜地，也不像棉兰、泗水那样有大量华人聚居。偶尔，它会作为中转站，现身于极少数中国游客的游记中。“在这里碰到中国人是一件特别的事。”郑碧贞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生活在帕卢的印尼华人不算多，但他们仍是当地商业市场的主力军。其中大多数开着五金店，还有的从事批发、仓储、酒店、投资等行业。

据在当地谋生的福建人曹凯鹏估算，华人约占帕卢人口的5%。这些先行者吸引了一批中国人千里迢迢来此谋生。曹凯鹏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曾祖父曾在帕卢经商，如今我又去了。”曹凯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3年前，他和亲戚朋友考虑到在帕卢有门路有网络，又有亲戚帮忙，一拍即合，就在帕卢开了一家砂石厂。

地震发生时，曹凯鹏人在国内，从新闻中，他更多地获知帕卢如何陷入慌乱，却不知自己的同事和工厂怎样。随着通讯信号逐步恢复，焦急等待着的曹凯鹏才放下心来。“员工没事，合作的生意伙伴已经转移到了雅加达，工厂损毁有限。”曹凯鹏介绍。

李中辉的塑料厂情况却颇为糟糕。海啸过后，他的4间仓库倒塌了两间，工厂围墙被冲倒，机器也遭到了损坏。据他称，这次灾难中，工厂目前的直接财产损失将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创业多年后，李中辉又一次面临重大挫折。他17岁就出国谋生，曾在欧洲待了12年。10年前，他在西班牙开的酒吧倒在金融危机中。回到中国一年后，因为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他决定再次出国去印尼。

李中辉加入了江西老乡开办的饰品生意。因为来得晚，他被分到了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帕卢。就这样过了几年，直到2017年，他和弟弟及合伙人才开起了这家塑料厂。

命运像是和他开玩笑，一年之后，地震来了。

小型中资工厂常常选址相近，方便互相照应，郑碧贞等人一年半前花了一千多万投资的松香厂也在附近。

经过一年多发展，工厂90%的松香出口到中国大陆，剩下的10%则运往巴基斯坦和中国台湾地区。“印尼的人工成本比国内低，每个工人的月工资在1500元人民币左右，”郑碧贞说，“但相应地，劳动力素质也普遍较低。”

地震后，松香厂十几间房屋成了危房，几百吨松脂积压在库房，超过400万元的经济损失压在肩上。郑碧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工，只知道自己不能抛下工厂离开。

“想回家吗？”

“想回家吗？”这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在帕卢经商的中国人面临着的，是想回家却不能回的窘境。

“我走了，工厂里的物资怎么办？”郑碧贞反问，“生活总得过下去。”哀伤并没有让这个女人失去理性。丈夫的过早离世让她独自撑起一个家，破碎的工厂依然是未来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郑碧贞在帕卢生活了一年多，除了工作，她很少和当地人交流。闲暇时，和工厂里的印尼人打打羽毛球，逗逗印尼孩子。在她看来，印尼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帕卢的中国人也大多独立于他们的体系之外，自成一体。“吃着中国菜，过着中国的习俗，和中国人玩在一起。”郑碧贞说。

相比于6天前的采访，李中辉现在更担心自己的孩子。2017年，塑料厂刚开了两个月，他的孩子在一场高烧后再也听不到声音。他急匆匆带着孩子回国，花费积蓄为他安装了两个人工耳蜗。而在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孩子摔倒在地，丢失了其中一个。

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他通过志愿者联系了外界，才给孩子进行了会诊。得知买一个人工耳蜗的外机需要八万元人民币，内忧外患中的李中辉犯了难。“我真的负担不起了，”他激动地说，“希望能打通电话，获得帮助。”他也开始向关心印尼地震的一个个微信群里发出请求，期待着好心人能够给予捐助。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曹凯鹏正在筹划回到印尼，当地的生意始终让他放心不下。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揪心。

10月3日早上，时隔十年，苏拉威西岛上索普坦火山再次爆发，火山灰烬喷发高达4千米。消息很快在印尼的中国人朋友圈里炸开了锅。“太怕影响灾区，我们经不起折腾了。”曹凯鹏说。

南方周末记者从当地中国人处获知，受海啸影响的37个中国人中，除来自前述三家中资工厂外，还有来自盼盼门业、海螺水泥和VIVO手机等企业的员工。

2018年10月1日下午，海螺水泥的2名市场部员工就已平安转移。该企业的一名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海螺水泥在印尼、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投资生产。“他们去帕卢就是为了开拓中苏拉威西省的水泥市场。”

从帕卢转移出来的海螺水泥的员工，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为由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VIVO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了海外品牌发布会，将印尼作为VIVO在海外的基地。韦庄就是该公司的员工之一。地震后，她一直在办公区生活，直到10月7日才和同事撤离到雅加达。据她介绍，帕卢城里售卖VIVO手机的门市众多，多为当地人经营。“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帕卢。”韦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资公司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对印尼投资的快速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两国贸易额达到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印尼对华出口增长33%。中国对印尼投资达3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印尼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十大目的地之一。

印尼抗灾署10月9日通报，帕卢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010人，灾区搜救行动将于10月11日正式结束。

阳光下，帕卢城一览无余。震后第十天，沿海的村庄依然浸泡在淤泥之中，城区仍然被紧缺的食物和药品的阴影所笼罩，临时营地还在搭建。

当帕卢灾后的众多细节逐渐铺陈在人们面前时，靠近震中的东加拉的消息也在缓慢流出。

已前往东加拉参与救援的唐时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在东加拉没有听说，也未看到有中国人困于该处。“东加拉的Sireja镇政府给我的数据显示，海边有9个村全部被海啸打了，622个家庭2560人无家可归，在山上搭窝棚居住。”在东加拉，情况并不比在帕卢要好，唐时不止一次看到在灾难中断了腿的人，因为没有医院可以救治，伤处肿得厉害。

不过，帕卢的治安情况在灾后一度恶化后整体在好转。重建秩序的过程中，不安和兴奋，失望和希望，毁灭与重生每天都在上演。

苏拉威西岛的雨季快要来了。未来一周，雨水都会陪伴这座灾后小城的喜怒哀乐。

“我想回家。”采访结束后，郑碧贞又发来补充的一句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唐时、韦庄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汤禹成、王宇对此文亦有贡献）